《無處安心》：真聲未必真實聲 張偉雄
在《無處安心》（Flee）的宣傳海報上強調它是「最佳紀錄片」，維基的資料頁上劈頭一句這樣寫道：「《無處安心》是2021年一部由約翰斯波赫拉斯穆森執導的丹麥成人動畫紀錄片」（Flee is a 2021 Danish adult animated documentary film directed by Jonas Poher Rasmussen.）以我對紀錄片素材採集的理解，《無處安心》極有可能不能歸類為紀錄片，其百分之九十動畫創作畫面並不是我質疑所在，我的辨認取決於全片聲軌的收錄方式，主要是拉斯穆森訪問「主角」阿密（Amin Nawabi）的整個過程。
我隨著觀影過程的感受解說去吧。一開始我是相信這段訪問的「真確性」，這應該是阿密及拉斯穆森的真聲，畫面上一開始就是動畫的阿密在鏡頭前調整入鏡的位置，過了一些時間，鏡頭交待他從治療床起身又躺下去，主要的說話頭（talking head）特寫鏡頭是仿效臨床診治的方式取得，阿密說得出蹉跎著他成長歲月，無國籍淪為歐洲偷渡人球的人生細節，有停頓有感受，讓拉斯穆森以插圖繪畫的敘事空間承載出來。
原本覺得拉斯穆森很聰明，但漸漸感到二人聲音演繹上的戲劇準確性，開始去問：這是否通過劇本「演出來」的，這關乎導引、重錄、取樣、企劃等越界的訪問概念。不少出色紀錄片導演在這個問真相的技巧上下工夫，像愛路摩里斯（Errol Morris）以驚人的耐性及紀律，調對被訪者回看事情的角度與距離，一拍就成，取得娓娓道來跟自己面對面的說話頭，叫我佩服不已。但在《無處安心》則引發我猜疑，這是否一如動畫畫面，是一次過順勢發問，如實記錄下來的真誠內心剖白？
我相信阿密的參與，動機不是作假，他必然相信自己說出事實。然而這牽涉到另一個紀錄片本質的問題，當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站在同一陣線上，議題上又好，身份認同又好，有機會淪為「宣傳式紀錄片」，《無處安心》不是阿密領頭去拍，只是拉斯穆森在紀錄與劇情的把持上靠側了，他也找了阿密的男友Kasper聲演自己，在重構的劇情畫面上「演出」，到影片完結時更讓阿密向家人及所愛文字打出致辭感謝，這是一點也不酷的做法。拉斯穆森的好友身份令他獲得獨特的旁白效果，形式敘事很出眾，但也不自覺過分敘事導航，大大減低其辯證真相的力量，淪為「人物頌揚書寫體」。而西方各大電影節也不避嫌，就把持阿密真人發聲一點給它紀錄片蓋印，擁抱《無處安心》的紀錄形式聯繫，忘記保持一定距離的視程，才會發揮紀錄片的辯證力量。
現代紀錄片形式多重變化，蠻多流連忘返在眼花繚亂的新形態中，自持後現代「灰色品種」，仿（mock）、準（quasi）、半（semi）、偽（pseudo）等名目不一而足。近十幾年流行起來的人物傳記動畫長片，其實有不少出色作品，從濫觴的《我在伊朗長大》（Persepolis，2007），到近期的《布紐爾的異想迷宮》（Bunuel in the Labyrinth of the Turtles，2018）及《戰火扶南》（Funan，2018），個人歷史見證、第三世界省思、反抗精神等，篤定劇情片性質兼收紀錄片態度，最重要是這些畫出來的作品明瞭電影從來不能完全代表真相說話，只能詮釋及描繪。而《無處安心》最後一個鏡頭，遠望的陽光綠草美景，從動畫轉為實拍狀貌，道出它重疊真假的動機，於我而言，拉斯穆森自我迷惑了。